1978年3月，我到河北正定师范学校读书，李国柱老师教现代汉语。不久，我就发现了他的独特之处：他天天早晨打太极拳；常见一辆吉普车接他走，又送他回来。

学校要求我们天天出早操，每次到操场，便见李老师在操场一角儿打太极拳，整个学校只有他一个人如此。吉普车接送他干啥呢？石家庄师专接他去上课。他上着我们的课，又上着师专的课，整个学校也只有他一个人如此。

李老师五十多岁，两鬓斑白，特别和善，整天笑眯眯的，从未见他发过火。上课铃刚响，他便快步走上讲台，随即鞠躬，让大家坐下。动作慢的同学，还没有起立呢。有个老师特别计较同学们起立的事，上了讲台，总要左右扫视同学们一下，等所有的同学都起立了，他才鞠躬。有时，发现某个同学没有起立，他还怒目以视，硬是等他起立了才鞠躬。李老师从来不计较这样的事，可同学们特别尊重他，只要他一上讲台，便赶忙起立。记得第一次上课，他说了自己的姓名，又在黑板上写出来，并加了一句：“国家的柱子。”

转眼，到了暑假。等再开学时，换了另一个老师教现代汉语，李老师调到石家庄师专去了。原以为再也见不到李老师了，谁知，1985年9月，我任教5年后，考入石家庄师专中文系读书，又成了李老师的学生。

李老师还教现代汉语。在正定师范时，没有课本，就是李老师讲，我们记笔记；这回，有了课本，是黄伯荣和廖序东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。当时，李老师63岁了，本已退休，可他学识渊博、身体好，师专又返聘了他，这就和我再续师生之缘。和我同享这一福分的是正定师范的同班同学、行唐人任士兵。在师专，任士兵和我同班，又同一个宿舍，我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入学不久，在一次写作课上，我写了《诸师素描》，其中是这样写李老师的：“他，也是中等个儿，略胖，敦敦实实的。前额明净，宽阔，正如古人形容的‘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’。眼睛很大，也很亮，总是笑眯眯的。头发很短，格外齐整，两鬓像霜染一般，惟见脑顶上还有少许黑发。他阅历很广，讲课很风趣，常常引人放声大笑。‘金鱼天棚哈巴狗，书画先生胖丫头’，‘地瓜、山药、白薯、红苕’，这些话，虽只讲过一次，可人们却经久难忘。”

此文得到了写作课老师的欣赏，曾经拿到中文系办公室让老师们传阅，还在课堂上表扬了我，说我把任课老师们的特征都写了出来。

有一次，师专党委的陈书记给中文系的学生做报告，讲了李老师的经历，我才对李老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。李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，曾在石家庄地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担任所长。1957年，全国上下反右。上边给研究所下达了指标，必须揪出一个“右派”。李老师无奈，又不忍心揪同事们，便把自己报了上去。此后，他便成了“右派”，被停了职，被下放到一个农场种了20来年菜。平反后，这才重新任教。陈书记抬高声音说：“李老师什么错也没有，就是不忍心报同事们，报了自己，这就成了右派，被整了几十年！” 听陈书记这么一说，我才知道，我在正定师范是李老师复出后教的第一届学生。

学校给每位老师分了一片地，让老师们种菜。李老师没有要那份地，说：“我种了几十年菜，种够了！”此事是李老师亲口对我说的。可以想见，那段种菜的经历，给李老师留下了痛苦的记忆。

星期二晚上，是师专放电影的固定日子。记不清是哪个星期二了，我和士兵得到李老师的通知：晚上到他家去。我和士兵纳闷儿，不知道要干啥。晚上到了李老师家里，这才知道李老师请客，除了我和士兵外，还有七八个人。有个中年人向李老师敬酒，称李老师为“李先生”。李老师笑着说：“先生先死，还是不要叫‘先生’！”众人都笑起来，可见李老师是何等的幽默。

转眼到了期末考试。因为闹感冒，我的古代文学课考得不好。本来，班里把我评为“三好学生”，班主任也把我上报到系里。就因为古典文学课考试成绩不够突出，系里把我刷了下来。1987年春天，中文系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，把有关材料报到了师专党委，就等着审批了。我担心古典文学课成绩影响审批，便叫上任士兵，到李老师家里说了此事，让他和陈书记说说我的情况。李老师满口答应。过了两天，李老师告诉我：和陈书记说了我的情况，陈书记表示，要综合考虑，不仅仅看学习成绩。6月，我被批准我预备党员。我曾想：要是不找李老师，说不定会把我刷下来呢。

1987年7月，我毕业了，又回家乡任教。1988年6月，我该转为正式党员了，需要自己到师专取回档案。恰好，有个同事在师专进修，我给李老师写了一封信，让那位同事捎去。信的大意是：请他到师专党委说一声，让那位同事捎回我的档案。不久，那位同事带回我的档案，我如期转为正式党员。

在两所学校都教过我的老师，仅仅李老师一位。我不止一次地请他帮忙，特别感激他，也特别怀念他。